穿衣戴帽，各有所好。但作为朝廷命官，特别是经常出入宫廷的京官，如何穿戴却是马虎不得的。
我国古代官员的服饰以繁琐严格著称，于清尤甚，堪称历代之最。官服的式样、色彩、质料、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。
比如官帽，按季节要求，可分为暖帽、凉帽两种。从功能上分，则又有朝冠、吉服冠、常服冠、行冠、雨冠等区别。因品级不同，帽子形制、颜色及帽顶质料都有严格区别，绝不可越级僭用。
至于官服，按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。按季节，可分冬夏两种。按功用，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。因官品之不同，官服用色、补子图案都有明确区分。《大清会典》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、皮色及其里、带的颜色，分为八个等级，以此区别官员身份、地位的高低。
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，因此一般价值都颇为昂贵。比如质料有黑狐、紫貂、青狐、貂皮、猞猁狲皮、红豹皮、黄狐皮几种。官帽上的顶珠，亦皆以贵重材料制作，比如一品为红宝石，二品为珊瑚，三品为蓝宝石，四品为青金石，五品为水晶，六品为砗磲，七品为素金，八品为阴文镂花金，九品为阳文镂花金。
清代官服皆须官员自行购置，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。比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，以示奖励。这种赏赐，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，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，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。赏穿之黄马褂，有些情况下也是受赏者自行制办。
官服不但种类多，更替也十分频繁。因为哪天穿什么衣服，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，而是要由朝廷统一下命令。光绪六年任户部侍郎的王文韶，入值军机，地位重要，频频出入宫中。他在日记中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他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：前三个月入宫，换了十一套衣服，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。“由貂冠、貂褂直换到葛丝冠、葛纱袍，再由葛纱直换到貂褂，这就是清代官服：皮（大毛、小毛）、棉、夹、单、纱，周而复始的一年的更替。”
所以为官之初，购置官服，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。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，像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李慈铭，“为郎三十年……去岁始得一称。”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刘光第，原本清贫，光绪年升官后，却因“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……又要添皮衣，非狐皮不行；且定要貂褂”，一下子“用度顿添，异常艰窘”，甚至连城外的房子都租不起了。更有甚者，乾隆朝的大臣钱南园，据说就是因冬日在军机处值日无衣，冷病而死。
曾国藩素以俭朴闻名。晚年他在家书中说自己“忝为将相，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”，多次要求子女“衣服不可多制，尤不宜大镶大缘，过于绚烂”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，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，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，平素便放在衣橱里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。
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，衣服必须体面，方符国家体制。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，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。连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们，基于社交需要，也都衣着相当体面。
道光二十九年，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：“我仕宦十余年，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、衣服二者。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，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将来我罢官归家，我夫妻所有之衣服，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。”
确实，入都为官后，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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