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伯乐相马”与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”，这些说道，人们耳熟能详，都是说生活中不缺少人才，但缺少发现和赏识人才的“伯乐”。
战国时代，策士游说之风很盛，其中有一些人则由于“伯乐不常有”所致，他们大多属于“马投伯乐”那伙的。
范雎（或作范且）本是魏国人，在中大夫须贾（音古）门下当差，没干成什么大事情，反遭受一场冤枉，几乎丢了性命。那是有一次魏国派中大夫须贾访问齐国，范雎是随员。他们到了齐国，齐国的国君齐襄王迟迟不接见须贾，却仰慕范雎的才华，先给范雎送去一些金钱和礼品。范雎虽有自知之明没有收受，却仍然引起了须贾的疑心，以为他给齐国泄漏了什么机密。
回国后，须贾把这件未经证实的事报告了国相魏齐。魏齐偏听偏信，同样不经任何调查分析，就叫来一伙打手把范雎狠狠打了一顿，所谓“折肋摧齿”。众打手见范雎差不多已死，就找来一领破席卷了扔掉。但范雎并没有死，他缓过来后，改名张禄，辗转逃到了秦国。
当时秦昭王已在位36年，但他并不是势力中心。国中政治上势力最大的有四个人：穰侯、华阳君，都是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兄弟；泾阳君、高陵君，都是宣太后宠爱的儿子，即昭王的同母手足。穰侯是宰相，把持国政，其余三人轮流掌管军权。党亲连体，互为羽翼。他们仰仗宣太后这个后台，实际权力很大，封邑广阔，家财富足，国王不及。
范雎根据这些不正常的现象，到秦国后先给昭王递上了一封书信，请求面谈。昭王没有摆架子，立马派车子接范雎进宫。范雎来到宫中，故意东走走西看看，内侍们吆喝道：“王来了！”范雎故意大声说：“秦国只有穰侯和太后，哪有什么王？”昭王听到了这句话，心中如被一根针刺了一下，当即特别隆重地接待了范雎。周围人很少见这种隆重场面，惊讶不已。
昭王吩咐左右退下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对范雎说：“先生有什么见教？”范雎只是“嗯！嗯！”并不答话。昭王连问三次，范雎也三次以“嗯！嗯！”作答。昭王感觉到事关紧要，便跪下央求道：“先生终究不肯赐教吗？”
范雎这才开始讲了一番大道理，并且强调：“我现时寄居秦国，同您的关系还很生疏，而我要说的，却是关于君臣之间和骨肉至亲之间的事。今天说了，明天就可能有杀身之祸。死固然没有什么可怕，人总是有死的一天，只要是我说的这些话，对秦国有利，即使因此被杀，又有何惧？我真正顾虑的是，天下有才能的人们，见到我为秦国尽忠，反而被杀，他们就可能从此谁也莫肯向秦了。”
范雎的这次谈话，深深打动了昭王，昭王虽早有察觉，却没有认识到大权旁落的严重性，可谓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范雎的话取得了昭王的认同与信任。昭王拜范雎为相，收回了穰侯的相印，让他回老家陶邑去了；还让宣太后告老，不许她再过问朝政；华阳君、高陵君、泾阳君也都移居到关外。范雎多年为相，一直到老。
这个故事在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中都有记载。同是一个范雎，齐国和秦国都敬重他，景仰他；他虽是魏国人，魏国不但不重用他，反因齐国国君看重他，则偏听小人打小报告而加以陷害。古今中外，人们大多感叹人才难得，实际上被埋没的人才，什么时候都比比皆是。有的是没碰上机遇，有的则是没遇上真伯乐。
我见过一种“伯乐”。我称他们是“跑马场上的伯乐”。平日里他们的视野中没有千里马，待某一日哪匹马在跑马场上夺了头彩，他们则跑上前去锦上添花，似乎大有发现地宣布：“这是一匹千里马呀！”真正的伯乐是在千里马没有夺冠之前，已看出其具备了千里马的素质，并加以调教，精心喂养，给予雪中送炭。不过现在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你真是个人才而被埋没了，一般情况下是允许“跳槽”的。也就是说，可以“伯乐相马”，也可以“马投伯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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